并不是说东汉真的国力强盛到人莫能侮,而是建立在强臣僭主的基础上。这一点在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中,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,外戚、宦官、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。在这个博弈过程中,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,无非党同伐异而已。
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,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,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,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。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,而是世道如此。
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,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,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,包括东汉政治在内,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。但是制度的创设,又不能凭空而生,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。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,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。
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,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。但这中间几百年,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,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。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,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,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。
几千年的历史进程,当中虽有苦难给予了诸夏生民以无尽痛苦,但也不得不说,正是因为屡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断续,才使得诸夏得有不断进步的动力与空间。
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,不断有远近诸夷崛起而势大一时。但俗话说得好,没事走两步,鹊起于一时、桀骜于倏忽,没有经历过时间伟力的考验,又有什么资格耻笑一个荣耀与耻辱并抗、至今仍奋勇而前的文化传承!
因是洛阳中枢在改制的时候,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这一盛世模版,明事权而断职任。
中书长官诏命,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务的杜赫自然当之无愧而就任中书令。尚书则管行政,下属六部各任职劳,江东老人贺隰与河北名流崔悦分别出任左右仆射,至于尚书令则因事权过重而暂不选任。
中书省与尚书省本就前朝旧制,此次改制不过更加明确彼此职事,算不上是创建。那么门下省的单独创建且定为中枢三省之一,则就可称一种开创了。
正如六尚之一的尚书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参与到外朝施政中,如果真要追溯门下省的前身,也可达于中朝前晋。但在此前,门下或是称省、或是直称侍中寺,大体相当于最初的尚书,仅仅只是作为皇帝的亲信侍从,处境可谓尴尬。
特别是在南渡中兴之后,皇权本身便不振,依附于皇权的侍中处境则就更加艰难,或是作为权臣加官,或者仅仅只是将人投闲置散而又表彰虚荣的一种安排。
可是现在,门下省被独立出来,并被赋予执掌机要、共议国是,甚至给予审查诏令、签署奏章的大权,中书诏令若是有失,甚至可以直接给予封驳,则就成为皇帝的意志体现,用以制衡中书省权重,是对君权的再次延伸。
至于政务六部,则就是对魏晋以来的分曹任事进行制度上的加强,使得六部尚书得以真正的参与国事行政,令中书相权再次下方,对于皇权的加强更是意义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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