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逼宫”事件以国民党退让而解决,但这也让其党内觉得有必要进行整合。毕竟,一个松散的联盟并不足以应付奉系的咄咄逼人。
孙岳、冯玉祥都是同盟会员,对孙逸仙的信仰是没得说的,但是在政治组织上,他们还差一点火候。
这个时候,留在广西的那支残军也经受不起岁月的蹉跎。一年多来,队伍虽有“三皿煮义”解放中国的诱人纲领,但实在经受不住广东、湖南的变化吸引,纷纷脱队,以至于孙逸仙在北方落脚后便安排矢志不移的两位主将北上。
因为国民党和人民党已经结盟平,所以于学忠也没有刁难,只是要求他们放下武器,任其北上。
此时粤汉铁路已通,邓演达、张发奎一行不费多少时间便从广西的山沟里抵达中部大城武汉,看到正在奋力打桩的长江大桥,并转轮渡乘京汉铁路进京。只一年时间,人民党治下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,到处一幅生机勃勃的样子,让邓演达嘘唏不已。
虽然信仰不同,但是不能昧着良心为反对而反对,不然他们追求“三皿煮义”何来?
邓演达是孙逸仙极为倚重的臂膀,张发奎是在战场上得到洗礼的良将,此外还有从上海赶来的许崇智,都是一时人杰。孙逸仙就在香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,他继任总理,以胡汉民为政治部长、廖仲恺为组织部长、汪精卫为宣传部长、邓演达为秘书长。
军内大鳄冯玉祥、孙岳的位置均不变,以李烈钧为国民军参谋长、许崇智为党的军事部长、孙逸仙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。
这次会议定下基调,鉴于奉强的事实,国民党的策略是立足北直隶做好军队的政治工作,恢复因为曹锟贿选导致的国民党形象,政治上与人民党和谐相处,再利用影响力与奉系一道协商治理中国,并协助国家统一委员会筹建新国会,以在国会中恢复传统的国民党的影响力。
因为地盘就河北保定以北到北京以南的一小片地方,根本无法存活这么多军队,孙逸仙派胡汉民去上海筹款以供军用。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国民党陷入低调。
这段时间,是张汉卿在北京最活跃的时期。结束了直、奉共控北京政权的历史,奉系一枝独秀,已经开始扎根关内了。以此为契机,在年底,各路政要云集中南海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,商讨把人民军、奉军两大军事系统整合为统一的人民军系统,并进行人事改选。
张作霖继续担任人民党的名誉主席,及人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兼人民军总司令的头衔;因为主席为张汉卿,本着体恤元老的想法,孙烈臣、吴俊升、孙烈臣三人均担任名誉副主席,以保证他们在党内的超脱地位。
因为人民军缔造者的地位,张汉卿当之无愧地担任人民军副总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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