畔种着许多梅树。庭院下面则是一片柑橘地,再过去是一条村路,路的那边是水田,再往远处是松树林,松树林后面就是大海。坐在房间里看去,大海的水平线差不多和我的胸口齐平。
“景色很美啊。”母亲无精打采地说道。
“大概是空气的关系吧?阳光跟东京的完全不一样,光线好像用绢滤过似的。”我却由衷感到欢欣。
山庄一共有一间十席和一间六席的和式房间,还有间中式的起居室,宽敞的玄关足有三席,浴室旁还有间三席的小间,另外有餐厅和厨房,二楼则是一大间西式客房,摆放着一张大床供来客用。房间虽只有这么几间,可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,不,即使直治回来我们三个人也不会令人感到局促窄仄。
村里仅有一家旅店,舅舅去这家旅店商谈晚饭的事,隔不久便当盒饭就送到了。舅舅在屋子里打开盒饭,喝着他带来的威士忌,聊起他同这山庄以前的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旅行时遇到的一些糗事,显得异常兴致勃勃。母亲的筷子只稍微夹了几口便停下不吃了,天刚微微的灰蒙下来她就轻声说:“好了,让我躺一会儿吧。”
我打开行李取出被褥,铺好铺盖让她躺下来,但心里总觉得放心不下,便从包裹中找出体温表给她一量,居然有三十九摄氏度。
舅舅似乎也吃了一惊,急急忙忙到坡下村里去找医生。
“妈妈!妈妈!”我使劲叫着母亲,可她却迷迷糊糊的,没什么反应。
我握住母亲纤小的手,抽抽搭搭啜泣起来。我只觉得母亲实在太可怜太可怜了,不,我们两个都太可怜太可怜了,我哭了许久都停不下来。一面哭,我一面心里在想,就这样和母亲一同死去算了。我们什么都不渴求,因为我们的人生在走出西片町老宅的那一刻,就已经结束了。
过了大约两小时,舅舅领着村里一位医生回来。医生看上去年纪相当大,身着仙台绸制的筒式套袴,脚上穿一双白色的传统布袜。
“会转成肺炎也说不定哪。不过,即使转成肺炎也无须担心。”
医生诊察之后,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,打了一针就回去了。
第二天母亲的体温还是没有退下来。和田舅舅给我留下两千块钱,嘱咐说,万一需要住院就赶紧拍电报通知他,当天他就回东京去了。
我从行李里取出必要的炊具,熬点粥给母亲吃。母亲躺着吃下三汤匙,就摇摇头不肯再吃了。
将近中午时,村里的医生又来了。这回他没有穿套袴,但脚上依旧穿着白布袜。
“是不是住院……”我向他建议道。
“不,我看无此必要吧。我今天给她注射一针强效针,体温应该就能降下来。”
他的回答照旧不置可否,随后给母亲打了一针所谓的强效针,便告辞返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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